防疫政策调整后，各行各业都在迎来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就当下来说，如何顺利度过感染高峰，就是很多行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建筑行业也是其中之一。
与其他行业相比，建筑行业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建筑工人数量较多、居住集中，其中还不乏老年群体，他们感染的风险本身较高，且在应对能力上较弱。再比如，集中居住之下，大多数工地都无法给感染的工人提供合格的隔离空间。此外，从科学角度来说，“新冠恢复期的人群抵抗力较低下，容易出现其他感染，因此，不适合剧烈运动”，但建筑工人属于“手停口停”，一些人感染后急于复工是一种较普遍的情况。这种矛盾情形之下，可能放大出现重症乃至更严重情况的风险，由此可能又会增加新的权益保障纠纷……
所以，建筑工地上，工人们在患病与生存之间的困境是现实存在的。如何应对？有专家建议，各级工会应酌情出台一些指导意见。像“建筑业的一些工作岗位，是体力要求比较高的，非常繁重，那么，即便是转阴以后，他至少还要休息一周的时间”；“要求企业保障发放病假工资，鼓励企业为患病的工人提供稳定工作”……这些建议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要落到现实中却未必容易，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若硬性规定转阴之后还需要继续休息，工人真的愿意吗？如果工地同时感染的人数较多，这是不是意味着将严重影响施工进度，由此带来的损失和成本，企业愿意承担吗？而要求企业必须发放病假工资，这是否会刺激一种反向的歧视——拒招没阳过的工人？
当然，指出上述问题，并不是意味着公共部门对新形势下工地上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就应该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比如，按照“乙类乙管”的相关要求，敦促和指导工地“做好人员健康监测，发生疫情后及时采取减少人际接触措施，延缓疫情发展速度”，以及提供抗原、药物等物资帮助，还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具体如何做好工人感染后的工作安排等，应该主要还是要鼓励企业和工人，在遵循既有劳动法规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探索，并达成共识，若完全依赖外部的强制性约束，未必是最佳办法。毕竟，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往往远超一纸规定可以解决的范畴。
建筑工人“阳”了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背后所对应的种种现实纠葛，实际在“后疫情时代”会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每个行业、群体在当下及未来，面对这种“新常态”或都会遭遇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这里面，有些需要公共政策层面作出直接回应，更好帮助市场主体和个人应对挑战，有些则需要发挥好行业和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动性与智慧。这个过程，实际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社会关系的再重塑。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依赖于各方的共同磨合和探索。
